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也成为帝国主义垂涎之地。英，俄两国对新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俄不仅割占了我国新疆大片领土，又进一步攫取到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使沙俄得以垄断了北疆的对外贸易，控制着新疆的经济命脉。大批俄商为了掠夺廉价的原料、占领市场，蜂涌而至。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新疆的主要城市都有俄商的行迹，劣质俄货也充斥各地市场。英帝国主义鉴于沙俄势力的不断扩张，对南疆地区的掠夺也更加急不可待。这些情况直接影响了久已经营商业，承担着新疆各地区之间和国内外贸易的乌孜别克族，并使乌孜别克族的社会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
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新疆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活动的乌孜别克族开始出现了坐商、行商和小商贩的分化。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乌孜别克族大小商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仰仗和依附于外国资本。乌孜别克族大商人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依靠国外市场和经济势力，开始以洋行的形式出现。那时，乌孜别克商人开设在乌鲁木齐贸易圈里的洋行就有德盛洋行、德和洋行、吉利洋行、仁忠信洋行和茂外洋行。在乌鲁木齐较大的8家洋行中，乌孜别克人的就占5家。洋行资金雄厚、经营规模大，直接和英、俄、印度、阿富汗等国资本家联系。他们从新疆低价收购农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远销国外，又从国外输进洋布、毛织品、铁器、皮革、白糖、火柴等商品，倾销新疆各地，牟取暴利。但是，大多数乌孜别克中小商人由于资金短缺，无力与洋行竞争，逐渐转而成为洋行收购、推销货物的代理人或推销人员。他们在大商业资本的压力下，除了破产、倒闭、被迫停业没有别的出路。许多乌孜别克族小商人在丧失资金以后，有的沦为洋行及其附设加工厂的职工，有的从城市流落到农村，他们绝大部分没有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
乌孜别克族手工业比较集中和发展的地区是莎车，其中绝大部分是丝织业。清末民初，仅莎车一地就有乌孜别克族的丝织手工作坊200余家，较大的作坊雇佣工人约150人，成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由于丝织手工业的原料收购和产品推销直接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同时又遭受到地方封建制度的摧残，因此一度兴盛的乌孜别克手工业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很快衰落下去了。在国外经济势力冲击下，得以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一些特种工艺品——乌孜别克妇女的手工刺绣，如小花帽、花边、床单、枕套等，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生产性质。即使是这种数量极少的工艺产品，也因为原料和销路都掌握在洋行手中，其生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以畜牧业为主或兼营牧业的乌孜别克族为数较少，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木垒、奇台、新源、昭苏、巩留、特克斯、尼勒克、伊宁和塔城等地，为牧主放牧。这些地区的乌孜别克族牧民大都与哈萨克牧民杂居在一起，在使用牧场和草场时，经常受到当地哈萨克族牧民的支援和帮助。
从事农业的乌孜别克族大多分布于南疆的喀什、莎车、巴楚、阿克苏和北疆的伊宁等大城市附近。在城市和农村，乌孜别克族人民与新疆各族人民交往频繁，和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的关系尤为密切和融洽。各民族之间生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逐渐形成了许多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特点。这些都是促进民族之间友好关系、便于相互学习和交往的有利条件。
风俗习惯
乌孜别克族很早就信仰伊斯兰教。自从十八世纪越来越多的乌孜别克族定居新疆以后，在喀什、莎车、伊犁、奇台等地由乌孜别克族民众捐献建造了一些较大的清真寺。各类宗教职业者是伊斯兰教活动具体执行者和组织者，如阿訇、毛拉、卡孜、阿拉木、伊玛木、买曾等。伊斯兰教对乌孜别克族的文化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乌孜别克族的青少年主要受宗教教育。旧中国的一些乌孜别克族学校实际上是宗教学校，被称为“经文学校”。经文学校由宗教职业者毛拉担任教师，以讲授阿拉伯语、《古兰经》和《圣训》为主要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