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低的根源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无非有四：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和条块分割直接诱发的“赶超冲动”和“攀比型政绩意识”，使各地政府和企业不顾客观条件和市场需要盲目进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进而导致土地、矿藏、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力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致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真正成为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不足。三是知识积累缓慢，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资源消耗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疲软”。四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对落后，导致同样甚至相对较高的技术或设备却产生不出相其它先进国家的产出效果。例如，我们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值，消耗却是日本8倍、美国的4倍以及印度的2.5倍。这种差距除了技术水平的差异，恐怕就是管理水平“技不如人”了。
最后，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对外贸易、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2003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如此的“大出大进”，如果在没有什么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必然是“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结果换不来多少利益。更让我们担忧的是，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久。由于偿债压力与日俱增，必然导致财政增收压力增加和税收增长过快。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税收增长屡创新高，分别增长12.8％、15.3％、17.8％、21.5％、15.3％和20.3％，远远高出同期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长此以往，必然产生对民间资本、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思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出路】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持续稳定高增长速度，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冷静分析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正是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看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等“不协调”而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努力走出一条新路。
首先，要认真走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且使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时代，进而引起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中的倍增作用和催化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加快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提高信息产业对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另一方面要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不仅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获得空前提高，而且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内涵，刷新了传统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进而有利于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重视经济投入的同时，要重视对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要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冲破“诸侯经济”的藩篱，促进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
第四，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意识。作为一方的行政长官追求所谓政绩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什么才算政绩”，如果我们不摈弃片面追求GDP，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攀比”的旧观念，仍以“速度、形式”论英雄，就很难使我们的官员摆脱“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的政绩窠臼，也就很难使我们的干部摆脱“数字游戏”的陋习。
最后，要着眼我国基本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力争在协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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