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曾、陈、杨早读迟到，且带早点到班上吃。批评教育，第二天，曾来不及早读，干脆旷课。
这个群体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很顽固的惰性，平时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作用很小，持续时间短，极易反弹。而且这个群体正处于比较叛逆的时期，对家庭教育非常逆反，因此群体依赖性很强，成员之间“同仇敌忾”。又由于年龄和成长经历的关系，对学校的价值观念比较抵触，用自己的一套江湖观念来约束成员。其中的权威人物是曾，因为他“社会经验”最丰富，行事果断，且学习成绩较好。
为此，攻破曾成了我的一个目标。这个学生敏感，自尊心强，又不够自信，只能哄，不能批评。我经常抓住一切机会表扬他。特别表扬他数学好，会帮助同学解题。慢慢地，他对我就不那么抵触了。为了解决他的迟到问题，我和段长经常早晨到他宿舍叫他起床，可是依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他居然到班级后又回宿舍睡觉。在有了一些感情基础后，有一次的班会课上，我以调侃的方式真诚又苦恼地向同学们请教：如何解决曾的迟到问题？同学们大笑，纷纷调侃他，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曾当舍长，这样他就不能迟到了。就这样在全班同学面前，我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好意思地勉强答应了。我提醒同学们认真监督他一周，只要一周不迟到就是进步。后来，他再也没因睡懒觉迟到过，并且他的舍友也都没迟到过。
但这个群体的根本面貌并没有改变。高二上期末考时，曾、杨、陈因为一些小摩擦，群殴高一的一位同学。我知道机会来了，一定要借此打破平衡，分化他们。
因此，我与德育处商量，先放风严肃处理方案。陈，念他一个学期来对班级的工作与贡献，记大过；曾，打架加上期末考试又一次作弊，退学；杨，因为是寄读生，又事因他而起，退回原校。听到可能的处理方案，他们方才体会到：一是纪律是无情的；二是他们无法有难同担了，因为曾将面临失学的威胁，杨要回到条件差的乡下中学；三是他们的“同仇敌忾”会害了朋友的，事情因杨而起，最先动手的却是陈，主要的打手也是陈。曾、杨没有考完期末考的科目就被家长领回家了。
陈在校懊悔不已，我借机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告诉他老师对他的欣赏与失望，引导他设身处地从被打同学、家长以及他的朋友及其家长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引导他思考，冲动与冷静那一种结果会更好？学会从结果上去评价行为的价值；并且帮他分析自己的心理——自傲自大，认为别人都应该顺着他。他深受到触动，说：“老师，没人告诉我这些，希望你以后多教我做人的道理”。而寒假中，曾、杨两位为了争取学习的机会也进行了反省，特别是曾意识到自己如果失去学习机会，那么人生的道路将会非常曲折，因此，假期中经常联系老师，请求给予学习的机会。开学初，经过家长的请求及本人的保证，曾、杨的处分改为留校察看，重返学校学习。由于是在处分期间，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加上家长的苦心教导，学习态度有所改变。我针对他们的脆弱心理，和他们深入交谈，谈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生活品质与现在的学习的关系，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好好学习，并分别与他们定下了目标。此后他们的价值观有所提升，对老师的教导也比较能接受了。
高二下半期考前，因为与初三一位同学打球时发生摩擦，阮、谢动手打这位初三同学，陈、曾、杨在旁边围观助威，其中陈还起了堵截的作用。事后，他对我说：“老师，我知道自己错了，但在当时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不懂得深入思考事情的利弊。我愿意接受处分，你以后还是要经常给我讲讲与人相处的道理，我会努力改正的。”阮、谢也都表示接受处分，努力改正。
半期考后的家长会，我组织了家长、学生、教师三方的座谈，目的在于引导同学总结自己一年来的进步，向家长展现高二（1）这个集体一年的成长记录，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高三学年中，家校能更好地配合，一起帮助孩子走好高三这一步。曾、谢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们从自身实际总结了自己的成长，最后真诚地表达了对老师、家长和同学的感激之情。他们深深地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含着眼泪为他们的进步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