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一体化带来的流动和需求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相关经济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如今经济形势严峻、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房地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城乡一体化，是很多地方在着力思考解决的问题。
冯俏彬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还面临着五大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社会事业水平差距明显，农民工市民化“门槛”较高，城乡要素流动很不畅通，农业落后，乡村凋敝等。
她认为，其中，城乡要素的流动很不畅通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国内统一市场，就是说要素可以平等、自由的流动和交换。而在这个方面，只有农民工进城，即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做到了。除此之外，其他要素的流动进展相当有限。”
冯俏彬把从现在到2049年，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分为三个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城镇体系、城乡一体化。“目前，我国在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上，仍停留在城乡统筹阶段。农村向城市的单向人口流动带来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但这个松动还很有限。”冯俏彬说。
根据冯俏彬的城市化进程模型研究所示：204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3.85%，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计，2050年，我们城市化率大概是在76%左右
“撤县改市”迫在眉睫
冯俏彬说，城市化的根本内涵就是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逻辑。
“城镇化率达到80%，也就是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再增加5亿多人的话，现在城市都挤成什么样子了？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2亿人拥挤在城市你再怎么建设也来不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曾表示，“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是老城区向新城区到新社区。”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中小城镇，这里的中小城镇不是空间上的城镇建设，而是从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这是我们在行政建制上最大的难题。”冯俏彬说。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5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共有380个，即小城市的数量为380个。
“现在从我们行政体制基本上限制中小城市的建设，中小城市基本上处于高度停滞阶段。”冯俏彬说，“在行政区划方面，县和镇是农村政区的概念，市才是城市的概念。而1997年以后，县改市的政策全面叫停。近两年，才刚有松动，放了几个县改市。”
冯俏彬发现，在限制县改市的同时，部分有需求的地方把方向转向了“县改区”，或是“省管县”，而有些时候，这种“改”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一些百强县诸如著名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
冯俏彬在研究中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必须要顺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将改革重点集中到以县镇为主的政区改革上，推动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县、镇由农村政区向城市政区转化。
据悉，全国已有165个县“撤县设市”申报材料已报国务院排队待审批。
冯俏彬提示到，行政体制改革会给财政体制改革带来种种的困扰，而行政体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政区向城市政区转化基本上没有通道。
“必须立即重启‘撤县改市’，其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放开二胎！”冯俏彬表示。
“在执行中，县改市对于很多官员来讲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政收入等，所以，县改市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确实意味着机构、官位以及行政成本的急剧增加。并且，由于民政部提出的县改市的标准已经严重过时，已很难起到筛选的作用，就很少有县改市获批了。”冯俏彬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