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1949～1958年，为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如沪、苏、锡、常、通5市的人口由1949年的1992.62万人增至1957年末的2422.46万人，增加了429.8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4.7‰。
第二阶段，1959～1961年，为人口增长低谷期。这一阶段人口受到“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政策双重打击，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死亡率回升。沪、通、常3市人口1958年末为1772.4万人，1961年末为1826.59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9.9‰。
第三阶段，1962～1971年，为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期。由于3年经济调整，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出生率回升，死亡率回落。通、常两市人口由1962年末的789.64万人增至1971年末的962.74人，年均增长率为22.34‰。
第四阶段，1972年以后，是人口有控制的缓慢增长阶段，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日益加强，出生率得到严格控制。对比1984年和1990年资料，沪、通、常3市人口由84年末的2252.94万人增至90年末的2384.19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9.5‰。这说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同时应该看到，人口增长具有惰性，加上前一生育高峰的影响，长江三角洲近期必将面临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此，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协调本区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长江三角洲各地区人口增长率也不相同。就城市与乡村相比，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人口。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材料，居住在沪、杭、嘉、湖、苏、锡、常、通8市市区人口由1982年的1218.14万人增至1990年的1382.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52‰，而8市市区以外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6.62‰，相差甚远。这是与当地城市化速度加快相一致的。
自然增长是影响长江三角洲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见表3－3。
表3－3 1990年各市人口变动情况表
上海市，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技术力量强，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控制和支援技术力量的需要下，其人口增长出现了以机械变动为主，人口迁移起伏较大的特殊现象。建国以来，上海的人口迁移有过：“三起三落”的变化：1950到1982年间，18个年份人口的迁出大于迁入，15个年份人口迁入大于迁出，两者相抵，累计净迁出74.55万人。而迁出的很大比例是为支援外地建设、精简职工和知识青年支边、下乡等。前者约93.6万人，后者80万人。1982年后，上海已进入持续平稳的净迁入时期，而近几年自然增长已居主要。如1990年，上海市总人口增长5.4‰，而自然增长率为3.5‰。1991年，上海市区的黄浦、卢湾、静安等7个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如静安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2‰，这表明上海市区的人口增长已与发达国家相似。
据南京地理所研究，按1949～1985年太湖地区各县市人口年递增速度，划分为4种增长类型：①增长特快型（年递增＞20‰），主要分布在上海的川沙、上海县、金山及常州市区；②增长较快型（年递增15—20‰），集中分布于无锡市区、吴县、金坛、溧阳、嘉定、南汇、奉贤、青浦，杭州市区、余杭、嘉兴除平湖县外全部和湖州市区及德清县；③增长较慢型（年递增10—15‰），分布在江苏太仓、昆山、吴江、无锡、宜兴、武进、丹阳及浙江桐乡等；④增长缓慢型（年递增＜10‰），大多分布在上海市区、苏州市区及常熟、江阴，松江等。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国家户籍政策的松动，长江三角洲因其经济发展而出现了季节性和工种性劳力不足的情况，开始向外地招收劳动力，仅苏州市就达30万人。同时，也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去外地从事建筑业等劳务。如南通的建筑大军遍布全国28个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