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以其美丽和富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浩荡的江水也能给人民带来不幸与灾难，尤其在旧中国，长江流域的四大灾害——洪、旱、涝、病（血吸虫）从未间断，其中尤以洪灾为重。1931年长江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中下游6个省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没，2850万人流离失所， 14万人葬身鱼腹。7月初至10月底武汉市内水深2米，马路上可以行船，其惨状可想而知。
长江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中游的江汉平原一带。这里地势低洼，河道弯曲，排洪不畅，又是多路来水汇合的地方：西有川江，南有洞庭四水，北有汉江。若各条支流同时发生洪灾，在此相遇，则必然酿成长江特大洪水之灾。例如，沙市附近河道的安全泄量为45000立方米/秒，下荆江为 30 000立方米/秒，而1954年武汉市最大洪峰达76 100立方米/秒。如此巨大的洪峰流量，弯曲的荆江河道实在难以宣泄，尤其是荆江河段为“地上河”，一旦漫堤决口，泛滥成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才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长江流域面积广阔，在一般气候情况下，随着雨带的推移，各地暴雨发生时间有先有后。发源于南岭一带的湘江和赣江，汛期3月上旬开始，5月水量最大，7月以后水量大减。6月以后，雨带徘徊在长江干流下游地区，形成梅雨，7月或8月水量最大。四川盆地的河流，汛期一般从6月初开始，10月中旬结束，7、8月份雷雨盛行，洪水最大。发源于秦岭的汉江，汛期开始较迟，大的洪水多发生在9月份。从上述各地洪水发生的时间可以看出，这四方面的洪水，在时间上相互错开，不致于造成特大洪水。但是，当四川的河流和汉江洪水到达长江中下游时，长江河槽及湖泊已被湘赣等捷足先登的支流洪水充满，调蓄能力大减。宜昌以上的洪水虽然来得较迟，但水量很大，约占长江洪水组成的60％，因此“川水”一到，必然对中下游造成一定的威胁。
在特殊气候情况下，若宜昌以上洪水正常，而洞庭、鄱阳水系洪水延迟，两者相遇，随后又有汉江洪水加入，即会形成特大洪水，1931年就是如此。若宜昌以上洪水提前，洞庭、鄱阳水系正常而历时拖长，两者相遇，也能形成特大洪水，1954年就属于此类。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从汉朝到清朝（即公元前206～1911年），长江共发生洪水灾害214次，平均10年一次。但是，在元朝之前平均10多年一次，明朝9年一次，清朝平均5年一次，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3年一次。为什么洪水成灾的时间间隙越来越短呢？有其自然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不断被泥沙淤积，面积变小，水深变浅，调蓄作用日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沉积作用，使荆江河段成为“地上河”。年复一年，长江水面与两岸平地的高差越来越大，险情随之增长。新中国成立前的荆江大堤，单薄矮小，鼠穴獾洞比比皆是，险象丛生，防不胜防，造成了“不怕荆江动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的险恶情景。清朝乾隆皇帝在沙市的长江边上建造了一座“镇江塔”，又在大堤险要的地方设置了9只重达万斤的大铁牛，想以此“镇压”洪水。这完全是用封建迷信欺骗愚弄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江的洪涝灾害，中下游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斗争，对干支流堤防加高加固，并兴建了荆江分洪、杜家台分洪工程和一大批大中型水库，整治了许多湖泊，对弯曲河段进行人
工裁弯取直。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长江的泄洪、分洪、蓄洪能力。1954年特大洪水，武汉市的洪水位比1931年的洪水位高1.5米，但荆江大堤巍然不动，武汉市安全无恙。为了战胜将来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20多年来，荆江两岸大堤又培厚加高，普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1米以上。在险要地段修筑石坝、护面。此外还在大堤两侧植树造林，固土防浪。今日长江大堤，“一堤两条林，堤面一展平”，犹如水上长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