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来作客时,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在重庆的时候，老舍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有时到了欢畅之时。赵树理会扯着嗓子“吼”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桌子底下……
也有的时候，老舍的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一边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着：“给大哥请安!”老舍常常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家中的阎王。直到老舍入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老舍感叹：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侯，老舍的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了他。
老舍说：“母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都可将就。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侯．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没有地方，老舍出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面作保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时候，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