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袭击。1962年，在罗伯特·汤普森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的建议下，南越开始实行一项发展“战略村”网的计划，把军事和政治目的结合为一件。实质上，这一作法是为吴庭艳政府花美国援助的钱，增强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提供一个借口。然而，事态发展不是象汤普森建议的那样，从湄公河三角洲象油渍一样稳定地扩展开来，而是整个国家都普遍建战略村网，过于扩大了。1963年年底前，11，000个村庄都成了战略村(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然而，操纵这战略村网的地方的和军事的人员及机构却没有。援助的经费为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一个贮蜜囊，许多情况下，战略村实际上只不过是集中营而已。村中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越共则为与人民建立的这种密切关系而辛勤耕耘。
1954年一大群从印度支那回来的法国官员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革命战争”理论需要人们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以用于灌输军人和老百姓，同马克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最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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