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陶布的社会行为理论对助人行为的内部机制（如价值取向、目的冲突、移情、能力）作了较全面的揭示，提供了一个分析和预测亲社会行为的方法或思路。但其中有许多相互制约的具体问题仍有待研究。
（四）包若维奇的“动机圈”理论
前苏联心理学家包若维奇（Л.И.Вожовиц，1908—1981）在长期研究学生学习与纪律行为动机的过程中着重探讨了儿童“动机——需要”的结构系统及其发展的层次，并于1972年发表了《论儿童动机圈的发展问题》一文，提出了动机圈（motivationalsphere）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的个性特征和品质、体验和价值观、世界观和信念、榜样都依赖于人的动机和需要。因此动机—需要区能够成为中心，其余的个性特征都在它的四周形成结构。动机圈是一种复杂的构形。其中包括的一些动机不仅在内容方面各不相同，在随意性和体现性的水平方面也是有区别的。动机可以是随意的、直接呈现的和以通常的意图为中介的，还可以是有意的无意的。各种动机在谱系结构中的地位也不一样。在动机结构中有偶然的、情境性的动机，也有稳定的、经常活动的动机。在稳定的动机中还有时常控制、压抑其他需要和意向的动机。”
包若维奇认为，动机是需要与活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分等级与依次发展的。学生的动机是在原始需要，如对外界印象的需要、认识的需要、游戏的需要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分为学习动机（如学习兴趣、智力活动、积极性、掌握技能等）和泛社会动机（如交往，获取好评、在群体中占有一定地位等）两大类。前者与学习活动直接有关，后者反映学生同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直接影响学生道德性的发展。动机圈理论特别强调泛社会动机（尤其是道德信念、理想和世界观）在品德及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将它和社会关系系统联系起来，这对于推动品德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动机圈理论认为，个性（人格）是一种以“动机—需要”为中心，周围排列着各种个性品质的完整结构。个性品质是较为稳固的动机和为满足动机而掌握的行为方式的统一体。任何一种品质（如勤奋、正直、诚实、组织性等）都是完整个性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是由形成中的“动机—需要”来说明的。人的个性倾向、道德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领整个动机圈的占优势的、具有随意性的动机，其最高发展形式是青少年开始形成的能使人变得更加自觉主动的信念与理想。由于新需要的产生可以导致新品质的形成，故他们主张德育首先是需要的培养，而从少年时期开始加强集体主义、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世界观的培养尤为重要。
对儿童的动机，西方心理学家也进行过许多研究，包若维奇的活动—动机圈的理论与西方动机理论之根本不同点，在于对产生动机的原因和动机发展的动力的解释上。西方研究者一般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出发，认为人的需要是产生动机与推动它发展的根本动力，轻视人的活动作用。包若维奇则认为，人的需要固然是产生动机的原因，但需要是在活动中产生的。人在环境中活动，就如同地球在太阳系中运转。不能把人看作动机产生的本源，就像不能把地球看作太阳系的中心一样。是活动的改变导致了动机需要的改变，而不是相反。
二、我国品德心理的研究
（一）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品德思想
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思想上，提出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内求说和外铄说。（燕国材、李伯黍，1993）
1.内求说
这一观点认为，人的品德生来就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只须向内心去求，就可以得到它们。孟子明确地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他看来，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如果将这四个“善端”扩而充之，就会产生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历代有不少思想家都持此种观点，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可以说是彻底的内求论者。在他们看来，品德的形成就在于明理。“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天理就在心中，“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可见品德的形成，全靠对本心的体认，是内求心中之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