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重返版坛伊始，不知天高地厚，就径据选题策划的有关原则，一气儿策划了八个系列数十个选题，其中包括“中华习用语大辞典”、“中华墓葬文化大辞典”和“中华旅游文化大辞典”。在局为我社召开的选题论证会的前一周吧，突然心有所动，意识到在策划这些选题的时候竟忽略了“经济承受能力”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我粗粗算了一下，别说几十个选题都进入运作过程，单是这三个选题，一旦启动，就得有数十万元的先期投入。用《红楼梦》中的话说，还是“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吧，遂毅然决然地删汰了包括这三个选题在内的所有大中型选题。也许是“情有独锺”，在一周以后的选题论证会上，又神差鬼使地根据选题的分化原则，即兴提出了按省市自治区分卷编写“中华墓葬文化丛书”的想法，并反复强调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所谓“深远意义”。与会专家和局领导在听取了我对这个选题的总体编辑构思和总体追求以后，虽然大都认为选题本身还不错，但又都说天津古籍出版社“家底儿”太薄，这样的选题还须从长计议。老局长郝志崇先生声如洪钟地说：“对杨总提出的这个选题，我很欣赏。‘风物长宜放眼量’嘛，不见得今年就上马，可待资金有了一定积累再说。”在专家和局领导的启迪下，我茅塞顿开，心里豁然一亮：是啊，出丛书、套书、系列书，即使一本一本地出，或一种种地出，也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不足开一个豆腐房的开办费，要出这么一套丛书，岂不是异想天开！
转年，1994年秋，我公出南京，有缘结识业余墓葬文化研究者杨国庆先生，了解到国庆先生对中华墓葬文化研究的宏伟构想。对他的想法，自然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看法真是“惊人的相似”。而相似点，不只在于都看重中华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及研究中华墓葬文化的意义和途径，而且都把普及中华墓葬文化知识看作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又拜读了国庆先生的有关著述和文章，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传统文化的素养也很好，写作态度又很严肃，于是，就请国庆先生从他为研究中华墓葬文化而积累的有关资料中，拿出一小部分，先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中华墓葬文化读物。国庆先生欣然答应，并谓年内即可拿出初稿，稿名就叫《中华名冢揽胜》。
约定此稿的转天，我就要离宁返津了，国庆先生特地赶到宾馆为我送行。未及落座，他就一边从提袋里取出一束稿子，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撰写提纲和样稿写出来了，请指教。”我戏谓之曰：“百年大计，蓝图一夜而就，何其速也耶？”国庆先生莞尔一笑，轻声细语地说：“杨总一再嘱咐‘先画图纸后施工’，我不敢迟疑，更不敢懈怠。况且，我早就想编写这么一本。”我亦笑谓之曰：“原来吾兄成竹在胸久矣。”我接过来刚要拜阅，国庆先生却又着急地说：“先别看，有两句话，您我分别写在掌上，看看我和先生的想法是否一致。”于是，各自以掌代纸，不约而同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突出文化内涵，贴近主旋律；不要写成考古报告或文物介绍。然后我也建议，仍然各自以掌代纸，看这本书写出来在品貌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结果都是强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知识性、教育性于可读性”。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默契”吧。我认为，编创之间的这种“心灵默契”，决不是什么心灵感应，而是来自编辑工作者和作者对书稿编写工作的共性认识和共性追求。
那天，我和国庆先生话别后一个多小时，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波音737飞机。峰峦如簇的紫金山从机翼下掠过，亮洁如练的长江从机翼下掠过，只有国庆先生的音容笑貌陪我飞往北京，又从北京陪我乘火车回到天津。整个行程，国庆先生都在我的脑际心上，这对一登飞机或一上火车就进入梦乡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例外。
尽管国庆先生已过不惑之年，但老成中还有青年人那种在事业上勇往直前的志气、朝气和锐气。他是搞电子的工程技术人员，业余爱好唯读书与写作而已。他读书，既求广博，更求精深，从不浅尝辄止。他搞写作，先是写些抒发情性的散文，如游记、杂感之类；后来，又写些研究或介绍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也许是由于某种契机，他对中华墓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心查阅有关典籍，锐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还借公出或走亲访友之便到许多名冢所在地进行实地访察和踏勘。尤其可贵者，国庆先生并不沾沾于书面资料或访察材料的占有，而是把着眼点和立脚点放在怎样对浩瀚如海、珍贵如金的中华墓葬文化积存进行科学的整理，使其在诸多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即使单从国庆先生这一侧影来说，他也已具备学者的品格，何况他在中华墓葬文化研究领域里已崭然露头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