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钱学森感到控制论科学重要，倡议在中科 院数学所建立控制论研究室，得到了科学院领导的支持，命我协助华罗庚、关肇直先生筹建，任该室副主任。不久，该室就初具规模，开展了最优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控制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和韩京清合作，完成了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1963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二届代表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中国是该联合会的发起国之一，钱学森曾任第一届理事会成员。第一次成立大会曾于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以中科院自动化所领导人吴汝杨为团长的大型代表团与会，我有幸“就地”成为代表团成员。记得那是一次盛会，除钱学森外，众多控制论奠基学者们齐聚一堂，庆祝这门科学的辉煌胜利。控制论奠基人维纳也来了，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为参加1963年的瑞士巴塞尔第二次代表大会，韩京清和我报送了《线性最优控制系统综合理论》的论文，未被录取，引起中国学长们的愤慨，疑是有人利用美苏彼时共同反华的形势，在评审论文时做了手脚。中国派以吕强为团长、钟仕模为副团长的大代表团去瑞士开会，又命我背负论文120份，印上“曾投稿”字样，去“揭露”某些人的违犯科学道德的行为。代表团到达瑞士，很快查清，果如所料。在钟仕模教授的指挥下，我相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A．Hopkin教授。他不知内幕，觉得我的发言不是针对前报告的评论，出面干涉，听众哗然，顿时会场大乱，会议无法按程序进行下去。为了不影响会议的进行，钟仕模教授示意我随他退出会场。钟先生是4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A．Hopkin认识他。后者慌忙走下主席台，找钟先生交涉道歉。钟谴责道：“这种做法，令人不解，这哪里是作学问！”我快步随钟走出会场。然数百名各国科学家紧追不舍，霎时间将120份论文抢夺一空。我以为事情已过，哪知，第二天清晨，会议大厅挂出一份大字公告：“今天早上9点，在会议大厅召开特别大会，邀请中国宋健教授作特邀报告，请大家参加。”西方的科学家也造反了！消息传到中国代表团，都觉得难办。代表团研究决定抵制报告会，不予理睬。后来得知，聚集在会议厅中的数百名科学家久等不见报告人踪影，便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某些人的违犯科学道德行为，申明这是一篇优秀论文，对当代控制系统的综合理论做出重要贡献，要求IFAC理事会纠正错误，将该论文纳入会议文集，予以刊出。后来，IFAC理事会采纳了他们最后一条意见。这大概是60年代东西方科学界“协同造反”成功绝无仅有的一例。20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应邀去西方各国访问讲学，到处都遇到巴塞尔事件的参加者，他们都已是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中控制论学科的领导人，还谈笑那次“遭遇战”的余兴。
巴塞尔事件后，会上许多西方科学家来找我，或索要论文，或邀请合作，交换资料。在闭幕招待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L．Neustadt教授携夫人要与我干杯。这些都成了“文革”时期指控“里通外国”的证据，批判、审查、告状、抄家，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8年，“文革”升级，武斗频起。以阎揆要将军为首的军管会向周总理提出紧急报告，要求采取断然措施，保护一批科学家。我被列入被保护名单。经周总理批准，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将一批科学家集中保护，以防意外。我则被送到国防科委第二十试验基地“出差”。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我得以在基地从容度过一年多时光。我抓住机会，利用那里的图书馆藏，发愤苦读，补学天文学、宇航原理、超高音速空气动力学、原子物理、分子光谱学等理论。若夫概断“文革”全损无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论：《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大多为发愤之所作。我这一年多的逃难，收获甚丰。特别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科研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69年秋，我奉海军副司令兼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将军之命返京，恢复了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得以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继续效劳。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泪流满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肠一日九回，忽忽于所亡，全家仁立于八宝山下，敬送总理归去。曾忆及，1971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前汇报。他问及导弹试验状态和我的出身、经历及其他，亲切勉励之言萦绕于怀，终生不能忘。
到了1977年，十年内乱刚过，中国科技界如恶梦初醒，未及治好创伤，又开始研究和呼号国家大事了。十多年中国人口暴增，从1964年的7.0亿增加到1976年9.4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5％，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人们立即忆起马寅初先生（1881～1982）。50年代他仗义执言，发表“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增长，以求与经济协调发展。然而，他得到的是有组织的全国大批判。经受了一年多狂风暴雨式毁灭性批判，马寅初先生仍坚持战斗，于1959年11月公开发表一则声明云：“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声明中唯一表示歉意的一段是：“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1982年百岁老人逝世时，中央发悼词曰：“在委屈和痛苦中，他不慑权威，不顾名利，孤军作战，创一代新风，为学人创光辉榜样。”
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习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Tweenty Univ．）遇到奥勒斯德教授（G．Olsder），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期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百年预报：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觉得问题严重，纷纷来信询问。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3～4亿左右。后来，我和于景元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并找到了它的计算公式，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这一结果公布后，各国科学界都表示赞同，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简记这段经历，表明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位前辈学者的遭遇，一次国际学术交流，都可能成为启动科学研究工作的契机。
半生坎坷经历，使我深信，勤奋拼搏，不可以缺；机遇难得，须抓住不放。1986年，我受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惶惶不可终日。我深知，如果别人受命于此岗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要竭尽绵薄，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为学者能为国尽其才，鞠躬尽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畏于编辑部催逼，遂以“勤奋与机遇”为题，草记经历片断，略陈固陋。知我罪我，听之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