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盲目开发利用阶段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牲畜数量增加，饲草日益缺乏，这就需要人们种植一部分饲草以弥补不足，于是开始出现了农业的萌芽。由于当时生产力低，饲草的种植面积很小，而且产量也很低，不能满足畜群发展的需要，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牧民便开始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地发展种植业。在中国汉族居住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２ ２００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逐渐地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到了公元前１８００～１０００年左右的殷商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农民开垦草原种地，从平原到山区。直至战国末期，除供帝王狩猎的“囿”和“圃”还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外，大面积的草原已经不多了。
例如，陕西榆林地区原来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区，它的北边是万里长城，长城以北３０多公里处也是草原，是蒙古族游牧的好地方。明成化九年（公元１４７３年）开始屯垦，产粮戍边。地理经过近５００年滥垦、滥收的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成为八百里沙滩，而且还继续随风南移，掩没城垣，迫使榆林城３次迁移。
中国劳动人民在耕作农业，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破坏了植被，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今大西北到处荒山秃岭，很多地区甚至寸草不生。流失的水、土、肥汇集到黄河，泥沙俱下，后患无穷。由此可见，盲目开垦草原，耕作利用不适应，会造成荒漠化的严重后果。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前草原的基本状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第二、三两个阶段是可能同时存在的。从利用角度来看，这两个阶段虽各有特点，但都因其处在旧社会的封建统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对草原实行掠夺式的利用，致使丰美的大草原面积逐渐缩小，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相应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平衡失调，严重的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例如１９３９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有牲畜５８４７９４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９５１年下降为２８７ ９７８头，减少了５０．８％；青海省的牲畜头数，１９４７年也比１９３７年减少了５２．８％。其它草原牧区也有类似减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