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有80％的地区有地方病分布，受地方病威胁的达4亿多人口，约有3600多万地方病患者。而所谓地方病的产生，主要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每年几乎有100万人得癌，约有70万人死于癌；上海市每年的死亡人数中，约有l/4死于癌。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环境病因可能是引起人类癌症80 ～90％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中国医学地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70年代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地理工作者的我被邀参加由上海市有关部门组成的一支赴“江苏启东肿瘤科研队”。当时科研队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医务工作者，只有我是个医学方面的门外汉。科研人员对启东县的人群死亡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回顾调查，结果发现该县总的死亡率已从1958年的8.62‰下降到1976年的5.87‰，而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却从1958年的 56.69/10万上升到 1976年的 127.07/10万，几乎上升了一倍以上。其中占第一位的肝癌死亡率则分别从20.25/10万上升到47.71/10万，这样高的肝癌死亡率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世界抗癌联盟认为癌症发病率超过5/10 万，即为高发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传统医学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因都未能给它以圆满的解答。于是有人提出是否与当地的水、土、气候等地理因素有关。这样，作为医学方面门外汉的我，开始步入医学地理这一领域。以后又先后多次参加了江苏、广东、广西的肝癌考察，以及上海市和崇明县的恶性肿瘤调查。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也开展了各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医学地理的调查研究。而我也愈来愈对这门新兴的学科——医学地理学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作进一步和更广泛的探究。
机遇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时的确是十分重要的。我在1979年发表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3卷3期上的一篇医学地理处女作“环境污染与恶性肿瘤”一文竟被翻译成德文在当时的西德刊载了。而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屈希勒教授竟对此文十分感兴趣，并于1984年亲自来上海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去西德工作六个月。与此同时，国际地理协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今改为“健康、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地理系主任维哈赛尔脱教授（Prof. Y.Verhasselt）邀请我去布鲁塞尔大学作中国医学地理研究的讲座，并通过中国地理学会聘我为国际地理协会医学地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以后又多次被邀参加各种类型的国际医学地理的学术研讨会。这些对我来说，既具有鼓励作用，也具有促进作用。于是我萌发了在大学里开设《医学地理》选修课的念头，并积极收集国内外的大量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予以加工整理。1990年1月终于编写出了《医学地理学》（上、下两册，约50万字）油印稿，而且在全校开设了选修课，各系学生十分踊跃选修。这时我又开始酝酿和联系争取把这本《医学地理学》能正式出版。但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最后才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接纳出版。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曾得到胡焕庸、金祖孟、严钦尚等教授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九十余高龄的胡焕庸教授还为本书作了序。遗憾的是金祖孟、严钦尚教授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却于1992年先后作古，我只能以此书来寄托对他们的纪念和感激之情！
本书的初稿曾先后得到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俞顺章教授，卫生统计教研室主任顾杏元教授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务长史奎雄教授等的仔细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次修改原稿、正式定稿的过程中，尤其应真诚地感谢张圣章副教授，在他的建议下，把原来的书名改为《中国医学地理学》，强调以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地理的研究成果为主，在章、节安排和内容取舍上更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把原来的50万字，删改、压缩成35万字左右。使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在内容上，以中国医学地理的整体观的思想为指导，较详尽地论述了有关疾病的地理分布特点和环境病因分析，并提出了对某些疾病的防治对策；在取材上，既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反映中国医学地理的成就，也着意适当地引用一些国外材料以资比较；在结构上，以中国的地方病和恶性肿瘤作为研究重点，也考虑到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其它有关的内容；在可能范围内充分利用最新资料，并配合图表，以有助于理解。在编著过程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陆正言同志和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朱懿平同志帮助精绘了插图。戴嘉卿同志帮助改写了第九章和第十章。为此，谨向曾帮助审阅和玉成本书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谢忱！
医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外虽有多种专著，但在国内专门的医学地理著作还比较少见。所以说，这本拙著只能算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如果因此而能赢得更多人对医学地理的兴趣和关注，这将会给作者带来莫大的慰藉！由于本书涉及的知识面较广，虽经作者和编辑的反复推敲修改，但不妥或谬误之处，恐仍所难免，恳请同行和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