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问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二则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于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