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年月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了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为全党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暨民主评议机关作风工作，在这个时候，局党组安排一堂作风建设专题党课，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引导对作风建设的关注和思考，促进局机关作风建设再上新的台阶。下面，我来谈谈自己对于作风建设的认识和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作风，是人们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自古以来，人们就用风俗、风范、风尚、风致、风格等词语对作风的内涵进行描述。崇尚高风亮节，鄙视歪风邪气，一直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道德价值准则之一。翻开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古人对作风问题的严肃思考随处可见。孔子在《论语》中关于作风的论述很多，比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说的是学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领导作风。清代政治家魏裔介指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将作风建设和选贤任能并列起来，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一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要充分认识到作风是政权兴衰更替的双刃剑
自夏商以来，华夏文明史上大大小小的政权难计其数，存续时间最长的达数百年，最短的只有几十天。认真研究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夺取政权和开国之初，大都能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以致风正气顺，天下归心；在取得政权和立国一段时间后，多因暴政、怠政、贪政、惰政、苛政等原因，导致世风日下，民心渐失，最终人亡政息。这种因为统治者作风变化而导致国运衰颓、政权更替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先来看西汉王朝的兴衰史。西汉初期文帝、景帝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提倡节俭，不轻言战事，政治开明宽厚，百姓安居乐业。文帝以节俭闻名，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都沿用前朝。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工匠说要花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水平家庭的总收入，文帝觉得太浪费，便放弃了想法。经过文、景两帝的励精图治，汉朝经济得到发展，社会渐趋稳定，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文景之后的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他频频对匈奴用兵，消除了边患，但他生活奢靡，信神迷仙，封禅巡狩，大兴土木，出则千乘万骑，入则花天酒地。为应付庞大的开支，统治者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断送了“文景之治”的美好前程，西汉盛极而衰，其后再无盛世景象。
我们再来看唐朝的兴衰。唐太宗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大兴科举，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称“贞观之治”。唐玄宗当政前期，勤政慎治，任用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有名的“开元盛世”。但是，他后期宠爱杨贵妃，纵情声色，疏于理政，重用奸邪小人，进取之志衰，谏诤之路绝，以至官场腐败，民生惟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当时宫廷腐朽糜烂生活作风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后，强大的唐朝由盛转衰。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执政者唐玄宗的作风前后期发生了质的蜕变，“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
认真研究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风气与政权的存亡密切相关。不仅封建帝王建立的政权如此，就是农民起义取得的政权，也没有跳出这一规律。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后，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作风大变，忙着筹备登极大典，纵容部下四处烧杀淫掠，花天酒地。这就是他为什么从进京到离京，仅仅只有43天时间的最直接原因和最惨痛教训。作风建设事关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存亡绝续、长治久安，事关一个组织、一项事业的荣辱成败、兴旺发达，事关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健康快乐、幸福和谐。加强作风建设，避免腐化堕落，是古今中外成大事者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出的基本历史结论。
（二）要充分认识到作风建设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最早在党的建设中使用"作风"一词的是恩格斯。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批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斯大林首次提出了共产党的作风即党风问题。我党最早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真正将作风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进行研究和实践，形成系统的理论，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伟大历史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党的作风建设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建国前（1921-1949），党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三大优良作风"，取得执政地位。从建党之初起，我们党就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26年，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反腐倡廉文件，1927年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明确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七大第一次总结了我党的"三大作风"。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8年间，我们党在严酷的战争中领导人民树立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不朽的丰碑，在粗布衣与卡其服、小米野菜与牛肉罐头、陕北土窑与庐山行宫、步枪土炮与美式装备的殊死较量中，以"三大优良作风"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由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国共两党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作风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