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伯格认为大多数青少年和成人的道德推理属这级水平。
3.后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的特点是道德行为由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普遍的道德准则支配，道德标准已被内化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道德命令了，也称原则水平。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取向
这一阶段的道德推理具有灵活性。他们认为法律是为了使人们能和睦相处，如果法律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可以通过共同协商和民主的程序加以改变，认为反映大多数人意愿或最大社会福利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那些按民主程序产生的、公正无私的准则是可接受的，强加于人或者损害大多数人权益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应给予拒绝。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回答海因兹的问题时，主张“应该”去偷药的人说：“当然，破窗而入店内的行为，法律是不允许的，但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去偷药又是可以理解的。”“认为”不应该的人说，“我知道不合法地去偷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的正当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无伤。你不能说海因兹去偷药是完全错误的，但在这种处境下也不能说他这种行为是对的。”海因兹偷药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但他的意图是善良的。
第六阶段：良心或原则取向
他们认为应运用适合各种情况的抽象的道德准则和普遍的公正原则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背离了一个人自选的道德标准或原则就会产生内疚或自我谴责感。在对海因兹事件的反应中，认为“应该”去偷药的人的理由是，当一个人在服队法律与拯救生命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保全生命较之偷药就是更正确的更高的原则。主张“不应该”的人则认为，癌症患者很多、药物有限、不足以满足所有需要它的人；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对”的才是正确的行为。海因兹不应从情感或法律出发去行动，而应按照一个理念上公正的人在这一情况下该做的去做。
科尔伯格认为只有少数人在20岁后能达到第三级水平。
科尔伯格确定了儿童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划分不仅考虑到儿童是选择服从，还是选择需要，还要看儿童对这种选择的说明和公正性。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的顺序是固定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年龄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有许多人永远无法达到道德判断的最高水平。
（三）斯陶布的社会行为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斯陶布（E.Staub） 1978， 1980， 1984年曾提出了一个社会行为理论（theoy of social behavior）来解释亲社会行为是怎样产生的。该理论把价值取向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试图形成道德行为的综合理论。
早在60年代，一个少妇在纽约居民区的某一街中心被戮死，当时至少有38个旁观者目睹这场袭击，虽然袭击者花了半个多小时，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援助，甚至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告警察。这种惊人的不加干预似乎不符合社会所要提倡的人道主义和助人准则，这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的注意。
心理学家斯陶布曾假设至少有两个因素在助人中是关键性的，对困难者的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以及掌握有效地帮助别人的知识或技能。斯陶布认为这种设想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通过训练儿童设身处地的能力和适当技能去增进儿童助人的意愿。斯陶布于是设计了五种情境：①一个儿童在隔壁房里从椅子上跌下来；②一个儿童想搬一张对他来说太重的椅子；③一个儿童因为积木被另一个孩子拿走了而很苦恼；④一个儿童正站在自行车飞驰而来的路中间；⑤一个儿童跌倒而且受伤了。并采取表演游戏法（或称角色扮演法）和“诱导”法，用以增进儿童帮助其他处于困难中的儿童的意愿。实验研究共有四组。一组是角色扮演法，另一组是“诱导”法，第三组是同时应用两种方法，最后一组是控制组，他们做着各种和帮助行为完全无关的游戏。
在表演游戏组中，要求每两个儿童表演一种情境，其中一个儿童扮演需要帮助者，另一个儿童扮演帮助者。实验者先描述一个需要帮助的情境。于是要求扮“帮助者”的儿童即时作出所有他能想到的各种帮助的行动，接着实验者又描述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情境，也要求如实地表演出来。最后，两个儿童交换扮演的角色，儿童自动想出的或实验者揭示的各种可能的帮助方法包括直接干涉、对受害儿童作口头上的安慰，以及喊别人来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