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近，秦王朝一直把它作为统治西南地区根据地而着力经营。公元前250
年，李冰在总结劳动人民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兴修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
工程。从此，成都平原水旱灾害大减，又有灌溉航运之利，经济面貌发生了
很大变化，于是“蜀沃野千里”，谓之“天府”。四川盆地其余地区经济也
有发展。
汉初，随其统治势力扩张，雅安地区和西部高原雅砻江下游、安宁河流
域开始有汉族农民开垦。同时，井盐开采也迅速扩大。西汉中期，井盐产地
已有今巫山、忠县、云阳、成都、邛崃、仁寿等14 处。重庆、云阳、奉节等
地的柑橘业也有一定规模。经秦汉两朝的开发，不少地方已“家有盐泉之井，
户有橘柚之园”。成都与洛阳、邯郸等同为汉代名城。
秦汉以后，四川经济曾经多次兴衰。如西晋末年，受北方战争影响，省
内许多地方一度荒芜；唐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曾为封建帝王的避难场所；
宋末元初四川战乱频繁，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正
式建置四川行省，是为四川建省之始，省治设成都。明称四川布政使司，今
四川省境除西部高原一部分为吐蕃（藏族）聚居外，均入四川行省版图。清
始称四川省，辖境远达理塘、巴塘，今四川南部与滇、黔两省边界基本确定。
清初，曾招集湖广人民入川垦殖，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乾隆十八年
（1753）数十年间，耕地面积约增加1 倍。其后，蚕桑、纺织、蔗糖、造纸
等生产也有发展。到1800 年，雅州（雅安）、眉州（眉山）、嘉州（乐山）、
资州（资中）、顺庆（南充）、重庆等地已成为重要蚕丝产区。手工织布成
为川中、川东农家重要副业，川布销往贵州等地。内江甘蔗种植面积扩大，
建立了规模达数百人的糖坊多座。夹江、洪雅、峨眉、乐山、合川等地的土
纸行销鄂、豫、陕、甘诸省。此外，犍为、富顺等地的制盐业和威远的炼铁
业亦具相当规模。清道光年间，峡江两岸纤道的开凿，使川江木船在中、低
水位时可以通航，从而促进了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交通联系。但西部高原地
区经济仍极落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重庆、万县先后被英、日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和国
内买办于1898 和1901 年相继开辟了川江和岷江下游的轮船航线。20 世纪20～30 年代，又先后修筑成渝、川陕、川黔、川康等公路。从此，四川特别
是沿江地区殖民地性商业随之发展，桐油、生漆、猪鬃、生丝、药材、榨菜
等土特产和工业原料大量输出，棉布、百货等工业品大量输入。随贸易额增
长，重庆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沿江的万县、沪州、宜宾、乐
山等商业城镇规模也显著扩大。南充、乐山、巴县等地则发展成为商品性很
高的蚕桑区，川江沿岸成为四川重要的商品桐油区。随着“洋纱”、“洋布”
的大量输入，手工业特别是土纱布纺织业遭受严重摧残，棉花生产也大受影
响。近代工业得不到发展，直到40 年代中期，重庆、成都、乐山等地仅有一
些规模很小的棉、丝纺织及食品等工业。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并在四川西部建立
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30 年代末期，华东、华中部分工业企业迁入四川，
在重庆、南充、乐山、沪州、宜宾、内江等地建立了钢铁、兵工、机械、纺
织、造纸、制糖等工业，使四川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区，重庆则成
为当时重要的工业中心。同时，先后完成川湘、川鄂、汉渝、渝绵等公路未
成路段，并修筑了川滇及成、渝两地区内的短途公路。内河航运也有发展。
但农业却急剧衰退，战时8 年与抗战前7 年相比，全省稻谷产量减少1/4，
经济作物和经济林产品遭受摧残更甚。1945 年抗战胜利后，随官僚资本的迁
出和美国商品的倾销，四川工厂纷纷倒闭。农业再度衰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曾将四川省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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