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婶个子不高，瘦瘦的，四十岁左右，黑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她和腿有残疾的丈夫从安徽到上海来谋生，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杂货店，吃住都在里面。为了多赚点钱，她下午和拄着拐杖的丈夫一起看店，晚上就在店外的空地上帮别人洗车。她收费很低，洗一辆车5块钱。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要出来“赚点钱养老”。
老房子不隔音，有时躺在床上睡不着，就能听见王婶热情地招呼客人，还能听见洗车的水哗哗浇在地上的声音。大多数客人停了车，就在一边抽根烟等着，洗好了付钱走人；也有的客人挑剔，嫌洗得不够干净，要讨价还价，王婶就耐心地解释：“水费贵，赚点辛苦钱呢。”客人也便不计较了。
洗车是件辛苦事，夏夜酷热难耐，蚊虫叮咬；冬夜寒风呼啸，水冷刺骨；想想也是十分难挨。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听着王婶一边工作一边和客人聊天的声音入睡，清晨起床看着王婶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回家。有一次去她的小店买包醋，看见她粗糙的手上纵横交错着沟壑一样的裂纹，指关节肿得老大，皱着眉头龇牙咧嘴地往手上涂抹几块钱一盒的蛤蜊油。看见我来了，立刻换上笑脸起来招呼。
放暑假时，她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到上海来玩，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8岁。两个孩子一来，杂货店门口就热闹了，经常能听到两个孩子的嬉闹声和王婶的大声训斥。那时，经常能看见他们一家人在店外摆个小桌吃晚饭，一大碗蚕豆，一碗有点肉星子的黄瓜，有时还有炒鸡蛋和一瓶白酒。吃完饭后搬两个躺椅，点一炷蚊香，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抱着硬币箱清点一天的收入。
几年后，旧区改造，我家住的这一片地方在拆迁范围内，王婶一家退掉了租的店铺，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我住进了高楼大厦，再也听不到马路上传来的声音。但王婶一家人的身影像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挥之不去。每当夜深人静，辗转反侧时，就会浮现在眼前。
在上海，有多少人和我们一样，拥有同样湛蓝的天空，呼吸着同样清新的空气，却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书写着自己朴素的梦想。他们的脚踏实地和执着，他们对生活的隐忍和宽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他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