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地带和“多米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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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当中，新的政治组合和技术限制放松导致索尔·科恩用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词语来描述世界政治地理。1915年，多尔格雷夫用了“挤压地带”这种说法来描述位于中心地带和海上强国之间的小国的地位。1942年，惠特尔西在其论著中将位于德俄两国之间的小国缓冲地带(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用制图方式将这类国家划为一类)，称为“破坏地带”。关于这类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区分及归类，显然只表现了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核心地区不时地出现和消失，破坏地带不时地合并和分裂，冲突力量的本身也在转化。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更形象化起见，人们想象出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形象化比喻，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种政治地理学特性描写所表达的看法，看来粉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所定的许多外交和军事决心，而在支持这类行动的言论中，使用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多米诺”说法生动，贴切。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说：“我们不要自欺。苏联是当今发生的一切动乱的祸根。假如他们不搞这种多米诺把戏，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热点了。”国务卿黑格一直认为，唆使古巴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卡扎菲上校试图将乍得与利比亚合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安哥拉打入纳米比亚，都起因于主要煽动者苏联人的邪恶影响。1982年春，恐慌笼罩中美洲，“多米诺”理论明显复活，一幅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形象曾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图片题材报道的主题。在这期间，亨利·基辛格的辩白书《动乱的年月》出版，他赞同下述看法：“北越人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前景之影响无疑是严重的；极为有害的多米诺理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如此世界观起因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萌生于四十年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倒入苏联的怀抱。杜鲁门学说便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来的。1947年，前美国驻巴黎和莫斯科大使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对上述情况的担忧，并对世界所受危险的程度作了详细叙述。这表达了人们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担心；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俄国，通过中国和东南亚正向全世界蔓延。这是那种亚细亚游牧部落从草原地带涌出吞没文明世界之威胁的新的政治形式，这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表述，例如富勒少将的著作中就有这方面的记叙。共产主义的这种蔓延同俄国之有计划的征服方针(可追溯至彼得大帝)的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荒诞说法，当时俄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是暖水出口。然而，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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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对面出现不断对抗的根本原因。俄国向太平洋的推进，由于当时其军队用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而未能如愿。在被迫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多次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整个阿穆尔河盆地划给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又将其收回，声称该条约无效，于是争端在继续。
俄国继承下来的罗曼诺夫王朝的野心，或者东正教的圣战精神，或者俄罗斯种族的专横，或者对拜占庭倒台的世袭恐惧，可能在1917年以后已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所取代了。这为给预计到的亚细亚游牧部落涌出赋予动力，提供了新的神话般的推动力。这种神话常常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
1953年，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第一个使用多米诺骨牌的类似说法，当时，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主张实施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核轰炸突击，以援救奠边府。艾森豪威尔立即捡起了这一投合时好的说法，提出失掉印度支那就将引起东南亚象一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过了一个月，当直接军事干涉看来不再有吸引力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双双否定这种形象比喻的真实性，声称即使印度支那失掉了，亚洲的其余部分也仍然可以保住。因此，多米诺理论一开始流传，人们对其正确性就表示怀疑。然而，这种理论的种子，还有印象当中一个友好的南越政府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已在美国官员当中扎下了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多米诺模型从直喻转换为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