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是指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长期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主要是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那一段时间。其标志就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以个体劳动为主，社会还未形成一种长期固定的专门机构，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一地带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农耕文明之前，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注意物候和气候问题，从被动地受大自然的驱使，逐步变为主动认识大自然，认识物候和气候，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创造人类的首先是大自然，尤其是气候环境和气候变化，然后才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猿人学会火的使用，照亮了远古时代的人类文明，人类有了抵御自然风雨、克服寒冷气候的武器，从此高举火炬前进。
气候环境同人类活动的互动作用影响着某些地区文明的盛衰，中国地理气候环境及各地理区域气候环境的差异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黄河流域的气候环境优势则是促成该地区逐渐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黄河流域最适宜人类生存繁衍，因而成为历朝历代各种势力争抢的风水宝地。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猿相揖别，经历过前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直到商代第20位君主盘庚迁都安阳殷墟，才算开启了农耕文明。
继火的应用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当属二十四节气，其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二十四节气的发展过程，大致反映了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了适应变化的气候环境，抵御气候灾害，努力追求与大自然达到和谐的漫长历程，是长期观测物候和研究气候的结果，是数个时代人类认识自然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世界气象史和天文史上的奇迹。
最早出现的节气是冬夏二至，万年之前人类已经掌控靠观测太阳定季节。地球自转轴的倾斜与绕太阳公转，使得地球上产生了春夏秋冬四季，远古人类并不懂得这些科学道理。15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地动说”问世前，人们一直以为天地是有中心的，华夏认为自己就处在天地的中心，所以叫中国。
用一根竖立着的竿子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这就是日晷的雏形。一年中正午时分竿影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最长的一天为冬至，竿影最长和最短中间状态时为春分或秋分，从而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山海经》中的《大荒南经》记载，根据太阳从哪座山头升起，从哪座山头落下，来判断季节和月份。古人靠观察花开花谢，草绿草黄，鸟儿迁徙，用物候把握岁月变化，所谓“玄鸟司分”，就发生在历史传说的时代，这些都成了确定季节的起点。
分出了四时，四方，进而又分出了八节。经过龙纪、云纪、鸟纪节气史上最漫长的各种物候测天时代，又开辟了观星候气的新时代。物候定季节在夏代结出硕果，观星候气在商代掀起高潮。西周初期产生了《夏小正》，成为中国三千年前有关物候的专著。《逸周书》相传为周公姬旦所著，出土于汲冢（河南卫辉），故有《汲冢周书》之名，内里有谈物候和节令的文字，主要有《月令》和《时则训》两篇，《月令》巳无从查考，仅《时则训》尚存。《管子·幼官》保存有太公古法，出现了三十节气。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招宾客著成《淮南子》。
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公元五世纪，北魏把具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载入了历法，物候历的基本形式固定下来。北齐（550－577年）发现太阳视运动不均匀现象，隋仁寿四年（604年），《皇极历》中根据这种不均匀现象对二十四节气提出改革，将周天等分成24份，太阳移行到每一个分点时就是某一节气的时刻。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郭守敬测定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精确时刻，创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授时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