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有四种文化范围最广，自成体系，光芒四射，它们是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而这四种文化曾在一个迷人的地方交会，并被最灿烂地表现出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文化圣地—敦煌。
敦煌地名就是大而盛的意思。这个边邑小镇曾经被称为“华戎所支—大都会”，甚至有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当时的敦煌，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确是包容博大而气象繁盛。
敦煌的兴起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有四条道路曾经由敦煌贯通出去。第一条从敦煌北行到达天山山脉南麓的哈密，再西行到吐鲁番盆地。第二条从敦煌顺苏赖河西行，越过此河末端喀拉诺尔向西行，横穿北边库鲁克山，走向所谓的噶顺戈壁到达吐鲁番盆地。第三条依旧从敦煌顺苏赖河西行，穿过沙漠到达旧罗布泊东端，在楼兰遗址或在营盘附近向北转，越过库鲁克山通向吐鲁番盆地。第四条自敦煌西行，到楼兰和营盘附近，再从这里沿着孔雀河即现在的塔里木河到达库尔勒，然后从这里向东北行进，经焉耆到达吐鲁番。第一条道是官道，其他三条大概就是最初的商人和游牧民族踏出来的。可见，敦煌是处在东西方交通的咽喉地带。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它能够从容的将各种文化一一吸收，然后加以融合，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敦煌石窟就是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呈现。例如莫高窟早期彩塑中佛陀的形象，高鼻深目，发髻曲卷，具有西方希腊人的特点；佛陀衣饰的线纹雕刻，又具有希腊、罗马雕塑的手法。而早期壁画中菩萨的形象，均为丰乳细腰，臀部圆大，具有欧洲人和印度人的特点。天宫伎乐图中的圆形宫门和圆形柱头，具有希腊、罗马建筑艺术的风格。
敦煌石窟汇集了东西方各民族的古代装饰图案画。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保存装饰图案画最丰富的艺术宝库。如莫高窟早期石窟中的忍冬纹、卷草纹来自希腊罗马；莲花纹、葡萄纹来自印度和西域；隋唐石窟中的对狮纹、对马纹、双雁纹、串珠纹来自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就这样与古代中国文化一起，汇集沉淀到了敦煌石窟艺术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
然而，敦煌所蕴含的文化宝藏还远远不止这些。藏经洞的发现如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声惊雷，使全世界都记住了敦煌的名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莫高窟下寺的主持道士王圆录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封藏着西凉至宋代时期的45000余件遗书文献和艺术品的藏经洞。其数量之多，学术价值之高，震动了整个学术界。藏经洞遗书文献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至，其中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的奥登堡，他们先后从王圆录手中骗买、掠夺大批文书和珍品(约有40000余件)运出中国，分藏于英、法、日、俄、美等图书馆和博物馆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中，不仅有汉文字，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字，如梵文(古印度文)、吐蕃文(古藏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摩尼文、吐火罗文等。这么多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在敦煌发现，充分说明了当时西方和西域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曾在敦煌地区广泛地传播和交流过。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中，不仅有大量的佛教经典、文献、艺术品，还有不少道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派)、祆教(拜火教)的经典和文献。宗教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区哲学、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的代表者和集成者。这些宗教经典和文献的发现，充分说明了当时世界上东西方各大宗教都曾在敦煌地区传播和交流过，并得到过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们从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中都可证明：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都曾在敦煌交会过，敦煌文化艺术是人类的文明结晶，敦煌是人类的文明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