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一 和平 中国外交的世纪主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着极大差异。从国际环境看，时至2001年，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世界性的战争已变成一件多少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国内情况来看，到2001年，中国的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完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如此高度一致地同声强调争取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且不遗余力地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从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恰如两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合作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重要成员国的责任之所在、道义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两代领导人都以洞察历史的敏感，深深地意识到持久的世界和平对于曾经饱受100多年战争与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个梦想。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拒绝以战争追求国家目标，同时，在一个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时代，和平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民族抱负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两代领导人以近20年的外交实践向全世界昭示，超越一般的道德宣示和功利性目的，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所追求的世纪主题。
【焦点二 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整个国际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剧烈的政治变动，支撑世界格局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系轰然倒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也刻意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鼓动对中国的制裁。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外交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如何评价和应对东欧与前苏联的巨变，应该以怎样的原则和方式处理与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政治领袖的关系；其二，如何尽快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与发达国家正常的经贸与政治往来。面对世界巨变，邓小平同志给全党同志留下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特别告诫全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小平同志制定的外交原则，很快制定了化解不利局面的有效方略，其基本要点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内外政策的连续性；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阻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
为了将这些外交方略付诸实施，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拉及欧洲30多个国家，并接待了1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来访。1992年，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五大洲48个国家，接待60多位外国政要访华，其中国家元首24位、政府首脑10位、外交部长17位。1993年，中国领导人出访45个国家，外国领导人及外长来访78起。正确的应对措施和高规格、高频率的外交行动，使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跨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异，全方位推动与各国关系的外交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周边地区，中国先后与新加坡、文莱、韩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与越南等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取得重大进展。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中国一方面加强与原有邦交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中国迅速承认了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并与它们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相互承认，至此，中国与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93年，江泽民主席前往西雅图参加APEC首脑会议，与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10多位亚太国家领导人举行了正式或非正式会晤。随后，江泽民主席正式访问了拉美国家古巴和巴西。西雅图APEC首脑会议以及随后对古巴和巴西的访问，是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它的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已完全破除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交困局，而且也意味着中国外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焦点三 首脑外交 架起与世界的桥梁】
首脑，是一国的最高领袖，也是一国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首脑之间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避开一些纠缠不清的技术细节，直面问题的核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以个人之间的情谊化解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党和国家的领袖直接参与外交活动并不鲜见，但如此看重首脑外交、如此频繁地会见外国首脑、如此有效地借助首脑外交推动中国外交利益的实现，江泽民主席可谓是第一人。
1993年西雅图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是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也是他展开首脑外交的开篇之作。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展开密集的首脑外交活动，分别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的领导人，其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见因事关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亚太局势的稳定而成为重中之重。江泽民主席沉稳、睿智而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个人气质充分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良好风范，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接下来将近10年的时间里，除了每年一度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的定期会晤、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江泽民主席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此间，江泽民主席在北京接待的外国首脑访问更是难以数计。
在过去的10年里，江泽民主席所推动的首脑外交可谓硕果累累。第一，首脑外交是维系大国关系的有效方法。1993年，江泽民、克林顿西雅图会晤遏制了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而后来中美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紧急状态，如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如果没有中美首脑通过特使或热线电话的直接联系，其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在中俄关系中，如果没有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的良好友谊，中俄之间也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双方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在各个领域的战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