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几乎成为现代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共同选择。而与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有的国家已经先于我们完成了城市化，还有的，则正在和我们一样，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艰难地探索。他们的实践，教训或经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移民潮”令印度城市不堪重负
最近五六年，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世界对其刮目相看，然而，其城市发展的异常缓慢也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当外国投资者捧着大把钞票来到印度，一出机场，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迎面扑来的尘土、破碎的道路和满街的乞丐。走进市区，在许多摩天大楼、豪华酒店以及高档公寓旁，由破砖烂瓦甚至麻袋搭成的棚户区亦随处可见。
2009年，一部讲述印度孟买贫民窟传奇人物生活与成长的英国大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风靡全球，电影中描述的达拉维贫民窟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它占地区区2.5平方公里，却居住了差不多100万人口。这里空气和水均受到污染，卫生条件极差，大约每1500人才能共享一间厕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孟买1800万居民中竟然有60%的人口住在类似的贫民窟或是大街上。
达拉维贫民窟的情况俨然就是印度的缩影。据文献资料记载，1901年印度仅有11%的人口住在城市，2001年这个比率达到28%。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一些有才华和有抱负的年轻人到城市发展，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在农村走投无路的穷人。从1991年印度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到2001年，10年间已经有700万农民移居到城市。而权威机构预计，到203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将将从2008年的3.4亿激增至5.9亿。
事实上，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的城市化水平还高于中国，但是近60年来，由于投资不足，靠多年来“吃老本”的印度基础设施已经濒临崩溃：私家车越来越多，到处都在修路；公共交通的发展永远赶不上需求增长；城市供水严重不足、排污设施不够、空气质量在全世界已经属于倒数之列。
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张速度，印度领导层虽然意识到这将给经济带来挑战，但每每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往往会显得效率非常低下：因为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面世，总会有人游说议员改变计划或延缓其执行，等到公众、媒体、法院等各方争论和裁决平息后，已浪费了两三年时间。这期间，项目的成本肯定发生变化，于是需要回头找政府重新审批，整个流程又要再多花一年或两年。而当改造项目终于得以开始建设时，多数设计早已过时。
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阿鲁瓦利亚坦承，印度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计划，但它必须由各邦政府和市政当局来解决。而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此总会感到无能为力。
由于改造城市设施涉及大量居住在贫民窟的居民，他们不仅是当地税收的一个来源，更是大规模的选民群体，因此政府不愿因改造工程而失去选票。
然而，无论如何印度依然需要慎重考虑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挑战。今年4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的一份题为《印度城市在觉醒：建设包容性城市，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缺乏有效的城市化管理政策可能会危及印度的GDP增长率。不过，假如印度当局能够制定并执行适当的管理政策，就有望使经济年增长率提高1到1.5个百分点，并进一步拉动经济实现接近两位数增长，从而为适龄劳动人口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政治民主进程治愈英国“黑乡”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从1760到1850年不到100年里，英国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0%提高到50%以上。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英国率先步入富裕社会。为了向世界炫耀财富，英国在1851年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那座用了4个多月、花费8万英镑建造的“水晶宫”里陈列着十多万种商品，其中英国的产品超过一半。
然而，国家的富有和荣光并不意味着人民的幸福安康。
贫民窟是当时英国“城市病”的主要体现之一。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住房和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但资本家关心的只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可能为市政建设和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投入。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府听之任之，使情况不断恶化。同样原因也导致空气污染、劳动条件恶劣、道德沦丧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
作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英国及爱尔兰游记》曾这样描述“黑乡”曼彻斯特：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最野蛮的状态……
与赤贫比肩的财富、和苦难为邻的笑声不可能永久。自18世纪90年代后，英国城市接连发生起义和骚乱，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大大推动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社会的弊病，代表人物包括实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罗伯特·欧文。
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人道的环境只能塑造出邪恶的、不幸福的人。他采用多种办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比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
在工人阶级自身的抗争和种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英国议会和政府开始正视“城市病”：1865年和1868年，议会两次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全国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从自由放任转为主动干预，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商店、公园、车站、剧院等设施，改善城市景观和环境。此外，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还数次修订《工厂法》，不断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和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相辅相承的是，英国的城市在面对挑战时也实行了产业升级计划，并根据各自情况实现错位发展。比如，伦敦走上了金融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轨道，以往的“黑乡”曼彻斯特顺应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服务业顺势崛起。
日本城市化重视农民利益
大约从1945年到1980年，战后的日本有一段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时期。当时，经济高速发展，有些企业采用“集团就职”的方式，到地方农村中学整班招收毕业生进城务工。而在这个大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城市病”颇为相似。比如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再比如，日本也发生过“毒奶粉事件”，发生过由于黑心煤窑主雇佣贫民进行矿产开发、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矿难等。
东京上世纪60年代的地铁，和北京今天的一号线一样，曾经以拥挤著称。当时，东京正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外来人口给交通带来了极沉重的压力。后来，在无力增加运力的情况下，日本电车公司被迫出台规定，建立女性专用车厢，保护女性乘车的人身安全。
而日本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也曾有尖锐的拆迁矛盾，成田机场的拆迁曾经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至今无法解决；1972年，日本前50名巨富中，房地产业主就占了35名。
不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防止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
日本政府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自1955年至1970年，东京每年的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0万至40万。但东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
对未入城的农民，为了增加他们收入，日本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就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此外，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不时地举办各类活动，例如传统节庆时的彩车游行、焰火等。
可以说，日本城市化的成功，与处理和重视农民利益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