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人口达到5.49亿人；1953年7月1日经全国人口调查登记，人口总数为6.02亿人；1964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为7.23亿人；1982年7月1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0.32亿人；1990年7月1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33亿人；2000年11月1 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2.95亿人。50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半。
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13 215万人，增长11.66%。平均每年增加1 27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7%。
我国的人口增长：（1）第一时期：清代以前，缓慢增长期。原因是生产力低下。（2）第二时期：清代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迅速的 时期。其原因是社会经济比较稳定，政府政策影响，如实行“摊丁入亩”。（3）第三时期，鸦片战争到1949年，增长缓慢期。其原因是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不断。（4）第四时期：1949年后，迅速增长期。其原因是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②生产力低下，特别是农村，家庭经济来源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客观上刺激了早婚早育。③传统观念的影响是人口增长的历史和思想原因。如“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④人口理论上的“左”倾影响，人口政策的失误。过分夸大是生产者的一面，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尽管20实际70年代以来，我国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但人口绝对量依然很大。
我国人口增长的压力早在十六、七世纪就开始显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民众田寡”问题日益严重，人口过多过快的增长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19世纪中国的人口过剩成为全国性的问题，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新中国时全国人口实际已是5.4亿，已占世界人口的22%，到1954年，人口突破6亿大关。而且人口生产进入高增长期，出生率居高不下，死亡率却在下降，人口的自然增长加快。1962年开始，中国出现中国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据联合国统计，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总和生育率高达5.96。6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增长率年平均高达2. 61%。从1960年至1975年这15年间，中国人口净增2.7亿，1969年中国人口已经突破8亿，至70年代中期超过9亿。1995年中国人口突破12亿。在中国，人口多，增长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当前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民族振兴的大事，已经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谁也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以及广泛的政治动员，我国在极短的时期内所取得人口控制上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实现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有效的人口控制，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人口环境，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并没有彻底消除人口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传统意义上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明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人口发展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低生育率还不是很稳定，只要政策控制存在松动很快就会出现反弹。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控制力越强，反控制和反弹力也会越强。因此，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是不稳定的，对反弹的潜势不可掉以轻心。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回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人口的流动性加强，边缘人口群体不断扩大,而相应的人口管理制度没有形成，加上传统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中国的人口问题依然严峻，计划生育的任务艰巨，困难和压力仍很大，特别是边缘化人口的生育计划和控制显得更为艰难，成为当前我国人口问题的主体。我国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人口再生产，存在人口发展上的困境。关键问题就在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是以外在强控制手段为主，缺少人口生育的内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