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向日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及中国等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先后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东亚因此成为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最活跃的地区。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两者的有机互动逐渐呈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这一新趋势促使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深层经济动因。因此，关注东亚产业转移，并在探讨其经济影响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其政治效应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本文就将在简述东亚产业转移基本进程及新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变化发展中的政治效应问题。
一、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及其新变化
“国际产业转移”即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实现方式。作为当代和今后国际经济关系向前演进的一种长期趋势,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大规模浪潮中，东亚国家表现最为活跃。以下，本文就将对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及新变化进行简要论述。
（一）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战后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示图如下：
50年代 美国—>日本（资本密集型产业）
60年代 美国—>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
70年代 美国<—>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资本密集型产业）
美、日、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80年代 美国<—>日本（创造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标准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日、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劳动密集、部分资本、低技术密集型产业）
图1 战后国际产业调整与传递示意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整理出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发展进程：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以美、日等发达国家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标志。亚洲四小龙紧抓机遇，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轻纺工业，逐步启动了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开始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在承接由美、日转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又将自身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盟四国。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开始大量承接美、日的微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与美、日一起将化工、机械等部分资本、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
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实际也是东亚雁行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日本在其中一直充当东亚产业结构演进的“火车头”，成为资本、技术、中间产品的供应基地；亚洲四小龙则扮演“二传手”的角色，既吸纳美、日转出的产业又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由此，随着东亚地区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的不断深化，一个以日本为雁首，亚洲“四小”作雁翼而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雁尾的“雁行产业分工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二）东亚产业发展出现新变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变化：
1、日本产业升级减缓，首雁效应削弱
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而日本却在技术创新上长期依赖欧美基础科研成果，导致其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进而在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上滞后，既阻碍了新一轮产业升级。也使国内边际产业和技术向外转移速度减缓，首雁效应削弱。此外，由于东亚其它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追赶，担心首雁地位受动摇的日本刻意放慢了对东亚地区的技术转移以保持技术优势。日本曾因此否决对韩国出口200项高科技议案，并提出在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中要保持十年至十五年的技术差距。[3]这种技术输出上的保守策略使雁行模式中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技术缺口难以得到填补，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被迫滞缓，又反过来造成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拉动作用减退，首雁效应削弱。
2、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已开始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进入90年代后，中国更是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各项产业由此获得飞速发展。在产业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提升。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据统计，1979——199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不断扩大，不仅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且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进入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逐渐超越尾雁之位而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又一引擎。
3、遭遇金融危机，东盟国家产业发展进程受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危机不仅引起部分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国内政局动荡，还导致东盟国家投资环境恶化，外资向这些国家转移产业的步伐明显放慢。1998年东盟吸引外资额196亿美元，1999年减为169亿美元。而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除危机前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受危机较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能力继续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外，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则可能远远落后。总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又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和体制的缺陷以及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雁行模式的过度依赖，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
4、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继续加速，成为中国、东盟产业升级新的拉动力量
作为雁翼的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上一直呈加速态势，其信息产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日本经济新闻》在2000年11 月18、19 日发表的连载文章中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了日本的6%；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领先于日本”[5]。以此为基础，四小龙一方面与日本在高科技产业的部分领域开展水平分工，另一方面又积极向中国、东盟转移部分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部分代替了日本的角色，对中国和东盟进一步的产业升级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总之，东亚产业转移的上述新动向表明，随着日本产业升级减缓以及中国、东盟和四小龙在产业发展上的积极赶超，由日本担任首雁的传统雁行模式正在向东亚各国和地区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过渡，东亚产业转移开始进入“后雁行模式”时期。